她曾經試圖拋頭露面;她曾經想要深居簡出;她嘗試過離開祖國;她也出去找過工作。1998年,當她與比爾·克林頓的風流韻事成為全民話題後,恥辱感就一直伴隨著她。
  她是莫妮卡·萊溫斯基。
  沉默10年,萊溫斯基希望能夠幫助那些遭受網絡暴力羞辱的受害者,她對於當年把一個24歲的年輕女孩醜化為一個敲詐者的文化表示批評,並且提及女權運動。
  今年5月,萊溫斯基在《名利場》雜誌發表了題為《羞恥與生存》的文章,談及她同克林頓的醜聞。
  現代快報記者 潘文軍 編譯
  脖子上像被烙了個“紅字”
  “作為性醜聞的主角,感覺怎麼樣?”
  那是我2001年初在紐約參加錄製紀錄片時遇到的問題。當時我感覺五雷轟頂。
  現場有數百名觀眾,大部分是學生。很多人張大了嘴巴盯著我看,想知道我敢不敢回答這個問題。
  我同意參加錄製紀錄片可不是為了老調重彈,而是為了討論一些更有意義的問題,比如公共領域對私人生活的侵蝕、再比如性別不平等。
  但是我太天真了。
  “這個問題是對我的傷害和侮辱,”我竭力保持平靜,“而且是對我家庭的侮辱,我不知道為什麼整個事件當中人們只關心這些,也許這就是男權社會的必然結果吧。”
  全場爆笑,也許他們對於這些話從我的嘴裡說出來感到驚訝吧。
  這次紀錄片的錄製經歷讓我明白,我已經被綁在了恥辱柱上,我可能要習慣於屈辱地活著。這個紀錄片和斯塔爾那份445頁的調查報告比起來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那份報告描寫了很多我和克林頓的親密舉動。但是紀錄片播出後很長一段時間內“深入人心”。
  誠然,這不是我第一次因為與克林頓的醜聞受人侮辱,但我從來沒有如此直接地面對聲討。我的脖子上就像烙了一個“紅字”,時刻提醒人們,我是一個婊子。
  第一個在互聯網上遭到全球性羞辱的人
  在紀錄片播出幾年後,隨著社交媒體的出現,我受到的屈辱更具有毀滅性。在“推特”、YouTube、“臉譜”,以及各大社交媒體上,人們對我的指責就像病毒蔓延一樣鋪天蓋地。十幾年過去了,只要你願意,你還可以在視頻網站上觀看當年那部對我羞辱之至的紀錄片。
  我知道自己並不是唯一一個受到公眾羞辱的人。互聯網時代,沒人能逃脫別人的八卦,那些傳言半真半假,謊言生根發芽。借用歷史學家尼古拉斯·米爾斯的話,我們建立了一種“羞恥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幸災樂禍受到鼓勵,而網站則利用人們的這一心理從中牟利。
  互聯網的力量無比強大,甚至可以顛覆一個國家的政權,更不用說弱小的個人了,互聯網可以輕易地顛覆一個人的形象。
  就拿我自己來說,任何一個人只要輕輕一點YouTube上的鏈接,我的放蕩形象就夯實了一分。觀看紀錄片視頻的人會得到印象:我就是那個實習生、那個潑婦,或者是我們第42任總統口中的“那個女人”。
  人們甚至可能都忘了我其實是一個人。
  1998年,當我和克林頓的醜聞被媒體爆出時,我成了世界上最丟臉的人。我可能也是第一個在互聯網上遭到全球性羞辱的人。
  找工作總是被拒絕
  醜聞發生後頭幾年,我想進軍時尚業,因為我的名字總是出現在媒體上。然後,我開始變得低調,我最後一次接受媒體採訪是在10年以前。畢竟,我不想拿“臭名”當資本,我拒絕過一個可以讓我賺1000萬美元的合同,因為我覺得對方的做法不對。隨著時間推移,媒體逐漸安靜了,我的生活也該繼續了。
  看著朋友們一個個結婚生子、步入生活正軌,我決定迎接新生,去讀研究生。
  我搬到了英國學習,挑戰自己,逃避人們的目光,並重新構想了我的身份。倫敦經濟學院的教授和同學們都非常尊敬我和歡迎我。在倫敦,我沒有那麼高的“知名度”,也許是因為我把大部分時間花在課堂上和圖書館的原因。2006年,我拿到了社會心理學碩士學位。我希望這是我人生新的起點,從此我可以過上正常的生活。
  我在倫敦、洛杉磯、紐約和俄勒岡州波特蘭市之間穿梭,參加各種各樣的工作面試。因為一些雇主巧妙地提到了我的“歷史”,所以我從來不是那個“正好適合”崗位的人。
  在2008年的一次面試中,面試官對我說:“事情是這樣的,莫妮卡。顯而易見,你是一個年輕聰明的女子,和藹可親,但我們公司對補貼和政府資助有一定依賴,所以用你是有風險的。我們必須首先徵得克林頓夫婦的同意,畢竟希拉里有25%的機會成為下一任總統。”
  在另一次面試中,公司接待人員和主考官在面試過程中一直非常緊張,根本無法以平常心面對我,當然,我也沒得到那份工作。
  我終於認識到,我不可能以傳統的方式就業。
  曾有過自殺念頭
  2010年9月,我不再到處找工作,而是進入一個更寬廣的領域。我在電話中和母親討論了我要換個看世界的角度。我們談到了拉特格斯新澤西州立大學一年級新生泰勒·克萊門蒂慘死的悲劇。因為與同性伴侶在寢室的親密行為被室友偷拍上傳到網上,不堪社交媒體上網友嘲笑和羞辱的克萊門蒂於2010年9月22日從喬治·華盛頓大橋跳下自殺。
  電話里,我的媽媽一直在哭,而且在一遍又一遍地重覆:“她可憐的父母!”
  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在1998年我和克林頓的醜聞爆發後,我媽媽為什麼絕不讓我離開她的視線。那些日子里,她就睡在我的床邊,原來是害怕我自殺。
  我也曾不止一次動過自殺的念頭,但克萊門蒂的悲劇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痛苦。也許分享我的故事能夠幫助別的受到羞辱的
  人。現在的問題是:我該如何講述那段過往經歷。
  和克林頓是兩廂情願
  儘管10年來我一直保持沉默,但幾乎每隔一段時間,我就會被當作國家話題拿出來說一番。比如,今年1月和2月,可能參選2016年總統的肯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在選前抹黑對手的活動中又把我拎了出來。他指責民主黨“對女性開戰”,克林頓把工作場所變成了對女性施暴的淫窩,對一個剛剛從大學畢業的20歲出頭的女孩大施淫威。
  對此,我必須說,雖然我的“老闆”(克林頓)利用了我,但在我們倆人的關係上,我是自願的。雖然他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讓我背黑鍋,但我進白宮之後並沒有遭到任何“虐待”。
  這些年我試圖離開媒體的視線,但我並沒有崩潰。經常會有人迫使我再度迴首那段往事,幾乎每天我的名字都會出現在新聞的鏈接里,比如媒體在報道法國總統奧朗德的愛情生活時,就會把我和克林頓的舊賬又翻出來說一遍。
  我也和男人約會,但每次約會,1998年的事都像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我必須小心謹慎,避免和約會對象一起出現在“公共場合”。在彈劾克林頓案之後的最初幾年,我有過一個男朋友,一次我約了他一起去看紐約揚基隊的棒球賽,卻意外發現他和另一個女人已經結婚了。雖然那隻是一段“綠卡婚姻”,但我害怕我們在一起的場景被人拍下,可能會被人八卦我破壞別人婚姻。16年來,我交往過的每一個男人都讓我認識了一部分自己。所以,無論最後的結果是心碎、流淚還是覺醒,我將永遠感激他們。
  被希拉里稱為“自戀的瘋婦”
  今年2月,就在保羅參議員把我重新放到聚光燈下的那段時間,我又有了一個新的網絡標簽——“自戀的瘋婦”。
  《華盛頓自由燈塔》網站曝光了克林頓夫人的密友、已故政治學教授戴安娜·布萊爾記錄的兩人通話內容,證實克林頓夫人在當年的醜聞中力挺丈夫,怒斥我是一個“自戀的瘋婦”。
  根據布萊爾的記錄,克林頓夫人接受了丈夫“沒有跟我發生真正意義上的性關係”的說法,並相信丈夫努力擺脫我,與我偷情只是一個“失誤”,在這件事上,她認為自己也有錯,平時生活中忽略了克林頓先生的情感需求。布萊爾2000年過世後,這些記錄被捐給了阿肯色大學,《華盛頓自由燈塔》網站在克林頓夫人考慮2016年競選總統之際將其公開。
  從布萊爾的記錄來看,克林頓夫人似乎原諒了自己的丈夫,無論如何,她承認了克林頓和我的關係是兩廂情願,不是權色交易。
  即便如此,這句話還是傷害到了我。我突然意識到,克林頓夫人應該是知道布萊爾的記錄文本的,很可能就是她要求布萊爾把她們的討論記錄下來留作檔案的。
  是的,我明白了。克林頓夫人希望她對丈夫情婦的態度被記錄在案。她可能已經責備過丈夫的不當行為,但我發現她主要責備的目標還是女人,不僅是我,也包括她自己。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模式了:在每一樁被置於公共領域的問題婚姻中,女人似乎總是失敗者。在經過公眾目光的審視後,婦女想重新回到正常生活比較不易。
  拒絕往克林頓心腹的電話里安插竊聽器
  當然,克林頓夫人的話還從另一個層面激怒了我——我自戀?我是個瘋子?
  你們可能還記得,在全世界聽說我的名字僅僅5天之後,聯邦調查局在五角大樓城市廣場誘捕了我。1998年1月16日,只有24歲的我在一間酒店房間里受到主要由男性構成的眾多審問者的質詢,他們是獨立檢察官斯塔爾派來的。他們不讓我和律師聯繫,而且威脅如果我否認與克林頓有染,有可能要坐27年的牢。如果我同意把竊聽器放入總統兩個心腹的電話里,我就可以得到赦免。我拒絕了,我覺得我不能那麼做。我究竟是勇敢還是愚蠢?也許我這麼做是因為自戀,或者是瘋了?
  受到女權主義者迫害
  陳述這些16年前的往事引發了我痛苦的回憶,尤其是同是受害人的兩個婦女,一個卻在嘲笑另一個。女權主義者都哪去了?
  我非常希望能得到女權主義陣營的理解。我非常需要一些好的、傳統的、女孩對女孩的支持。但是沒有。
  一些女權主義者也加入到了對我和克林頓總統的醜聞指指點點的行列。1998年1月30日,我參加曼哈頓的一場雞尾酒會,有很多著名的女權運動者都在場。
  會上有人對我表示了支持,說當年肯尼迪和夢露鬧緋聞,所有人都覺得很浪漫,為什麼克林頓和我就成了醜聞?也許唯一的原因是因為我不夠漂亮,在男權社會,這就是女人最大的罪過。
  也有人說的話很難聽,說我以後可以靠出租嘴過日子,有人甚至要求我像對克林頓那樣對她。
  儘管如此,我對女權主義者仍然有深深的敬意,並且對在過去幾十年內通過各種運動促進婦女權益得到更好保障的人們表示感謝。不過,由於我在雞尾酒會上的經歷,我不認同自己是個女權主義者,雞尾酒會上的那些女權運動的領袖自己就展現出反女性的本質。對於她們來說,不通過攻擊和羞辱我來抨擊總統並非難事,但她們選擇了迫害我。
  希望生活不受希拉里競選影響
  我對於和克林頓之間發生的事情感到深深的後悔。當時至少從我的角度看,我們兩人之間是純粹的感情問題。但當時我才20歲出頭,還是太年輕了,根本就沒有理解生活中的現實,我成為了政治犧牲品。
  像許多其他美國人一樣,我一直在關註希拉里·克林頓。我對她會不會當選2016年的總統很好奇。如果她贏了,而且連任,會發生些什麼?
  但是,大多數美國人只是關心白宮會不會出現一個女主人,而我還有另外的考慮。當我聽到希拉里是潛在的總統候選人時,就開始擔心狗仔隊會再度上門。媒體會掀起新的一波“萊溫斯基在哪兒”報道高潮。雖然我們都認為我和克林頓先生的關係是私事,不應該被用作政治鬥爭的武器,但事實上,我很難擺脫政治的侵擾。
  2008年,希拉里參與總統競選,我幾乎一直深居簡出,拒絕了潮水般涌來的記者採訪請求。2012年,我把很多採訪計劃推到了大選結束之後。最近我發現,這股風潮又有涌來之勢。如果希拉里當選總統,我是不是應該再把我的生命擱置8-10年?
  一個有良心的民主黨人應該意識到,我完全可以作為工具為共和黨所用,但我卻保持了10年的沉默。事實上,有些人甚至傳言克林頓夫婦一定付給我封口費了,否則我為什麼能忍住不開口?在這裡,我可以保證,我從來沒有拿過他們一分錢。
  那麼,我為什麼現在又開口了?因為時候到了。
  是時候和過去說再見了
  我已經年滿40,是時候從過去的泥潭中走出,面向未來了。我要讓我的故事有個不一樣的結局。我決心抬起頭來做人,這樣將來回憶我的一生時才不會覺得虛度。儘管有些媒體會大肆渲染,但我並不是在向克林頓夫婦下戰書。他們生活的重心已經轉移,他們占據著全球舞臺上最重要和最強大的地方。我希望他們沒有惡意。我完全明白髮生了什麼事,對於他們兩人中的任何一個來說,我和我的未來根本不重要。
  這個話題可以追溯到個人和政治的問題。1998年以來,我已經太多次成為全國議論的中心話題,我們究竟該在多大程度上允許政府進入我們的卧室?我們該如何界定個人隱私和性生活不檢點的區別?我們該如何防範一個對私人信息過於熱心的政府?而對我個人最重要的是,我該怎麼在互聯網時代應付別人的羞辱?
  到目前為止,我始終沒能擺脫克林頓口中“那個女人”的陰影。我是一個“不穩定的潛行者”(克林頓當政時期白宮對我的稱呼),一個“愚蠢的蕩婦”,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沒頭腦”。克林頓政府、特別檢察官的手下以及各大媒體都可以隨便給我貼標簽。我成了一個社會標誌——迷途女人、性、不忠、政治以及肉體交易的標誌。
  和其他卷入政治醜聞的人不同,我太年輕,沒有建立起社會地位,出事後沒有可以退卻的地方。我根本就沒有人生經驗,所以被1998年的醜聞釘在恥辱柱上,不得脫身。儘管我做了很多的自我治療,並探索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我仍然在這個陰影中“堅持”了太久。
  是時候拋棄過去,走向新生了。
(編輯:SN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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